苏轼超然洒脱 千古文人仿效 “坡仙”的历史记忆

　　苏轼不但是宋代士大夫群体的杰出代表，更是两宋以来历代士人阶层的楷模，因而从官方到民间，从诗文典籍到碑刻绘画，对苏轼的形象有着大量的记载和演绎，不同的演绎角度折射了不同群体的文化记忆，其中关于“坡仙”形象的记载尤为特殊，呈现了多样化的历史记忆。

　　苏轼生前的“坡仙”形象

　　苏轼生前的诸多称谓颇具道教意味，他在任翰林学士时自称“玉堂仙”，谪居海南岛时自称“铁冠道人”。宋哲宗元符三年（1100年）五月，被贬儋州的苏东坡遇赦北归，“提举玉局观，复朝奉郎”，此次受命“提举”的成都玉局观是一座著名道观，也是苏轼官宦生涯的最后归宿，因此身后被人尊称为“苏玉局”“玉局老”“玉局翁”，这无形之中为苏东坡的人生履历平添几分仙风道骨的神秘色彩。

　　宋代苏轼“坡仙”称谓的形成，一方面缘于本人修道经历。苏轼对“修仙”之法别有心得，元祐六年（1091年）受命撰写的《重修上清储祥宫碑记》即在文中融入了自己对道教的思考。他对道教的定义，除了黄老之术，还包括与神仙或高道有关的修行之法及以“丹药奇技”为代表的古代朴素医学。绍圣元年（1094年）六月，苏轼被贬谪至广东惠州，当地罗浮山为炼丹家葛洪炼丹修行之所。相传，苏东坡与子苏过在罗浮山葛洪炼丹灶附近搭建了一间“东坡山房”，并在这里清修炼丹。

　　另一方面，“坡仙”称谓也离不开时人对于苏轼形象的描绘。宋代诸多文人士子多在诗文中用“坡仙”一词称谓苏轼，如，黄昇曾称赞陈与义词作“语意超绝，识者谓可摩坡仙之垒”。张矩《应天长》词：“换桥渡舫，添柳护堤，坡仙旧迹今续。”

　　除“坡仙”外，“谪仙”也被用作称呼苏轼，如王辟之《渑水燕谈录》卷四：“子瞻文章议论独出当世，风格高迈，真谪仙人也。”又如，黄庭坚经常将李白与苏轼二者并列，将李白列为谪仙第一，并推崇苏轼为李白之后的“谪仙第二”。黄庭坚称苏轼为“谪仙”虽然更多出于作为门生的崇敬之情，但诗文中无不洋溢着对苏轼仙风道骨气质的描绘。

　　苏轼的仙名甚至为当朝统治者所知。《东坡志林》卷二记载了一则“东坡升仙”的故事，讲的是苏东坡贬居黄州时，元丰六年（1083年）好友曾巩去世，时人盛传苏东坡和他一起升天。此事神宗皇帝都信以为真，为之惋惜。后来，苏东坡被贬海南，京城又盛传他得道后，乘一叶小舟入海不还，家里只留下一件道服。可见苏轼在世之时便开始流传其修道成仙的故事了。

　　官方语境的“坡仙”形象

　　由于北宋时期苏轼深陷党争，屡遭迫害，多次被贬。蔡京执政后，甚至诏毁其文籍，将其与门生列入“元祐奸党”名单中，故而，北宋中后期多数官民对苏轼之事更多仍是避之不及。

　　苏轼去世后，官方语境逐渐发生转变，典型事件就是宋孝宗乾道九年（1173年）为苏轼文集作《御制文集序》，宋孝宗假以孔孟赞誉之，将苏轼置于与圣人等同的地位。这不但是对苏轼文章的肯定，更是对其道德、气节的赞誉。《御制文集序》从官方的角度正式为苏轼平反，自此官方对于苏轼的纪念活动开始大量出现。

　　首先是制造神异，神化苏轼。南宋张端义《贵耳集》：“徽宗宝筑宫设醮，一日尝亲临之，其道士伏章久而方起。上问其故，对曰适至帝所，值奎宿奏事方毕，始达。上问曰奎宿何神，答曰即本朝苏轼也。”文中“奎星”即“魁星”，是中国古代神话中主文运、文章的星宿，此则笔记称“奎星”即为苏轼，表达了苏轼在南宋时期已有极高的声誉，甚至成为科举士子的保护神，这从侧面看到南宋时期为恢复苏轼的名誉所做的努力。

　　接着是设立官祠，祭祀苏轼。苏轼“奎宿”身份的确立，说明其成为世俗信仰的一环，主要表现为出现了大量祭祀苏轼的祠堂，此类祠庙南宋即已出现，往往是官方性质的，与当地其他建构共同构成了苏轼崇拜的景观。现可考的南宋所建祠堂（专祠、合祠）就有十座。元代以后，苏轼祠庙修建更是进入了高峰期。纪念苏轼的各类祠堂迭现，既有祭祀苏轼的专祠，如东坡祠、苏公祠、苏文忠公祠等；也有与苏洵、苏辙合祀的三苏祠或二苏祠；还有将东坡与他人合祀的三贤祠、四贤祠抑或名宦祠等祠庙。苏轼祠庙基本都属于地方官申请修建的正祀，得以入祀典，享有春秋致祭的香火，带有强烈的官方政治色彩。

　　再就是举行寿苏，贺诞苏轼。若论及我国古代最常也最多在文人雅集和诗社聚会上受到纪念的，不得不提苏轼。历代皆有纪念苏轼的活动，明代文人开始寿苏活动，如张大复曾在东坡生日重装了东坡画像以示纪念。郑鄤亦曾以寿苏为题作诗，并序叙说缘由：“十二月十九日东坡先生生日也，且丙子为先生生年，此中忽忽如坡所云，稍为狱吏侵者，至丙子王正三日，乃作此诗。”但以上活动主体尚局限于民间个体。

　　清代寿苏活动真正纳入官方的视野。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官方编订《御定月令辑要》，此为清代皇家钦天监御用制定天文历书教科书，书中将十二月十九日定为“苏东坡生日”：“苏东坡生日，增年谱，仁宗皇帝景祐三年丙子，先生于是年十二月十九日乙卯时。”康熙皇帝十分敬重苏轼，喜临苏书，仅临苏轼的《中吕·满庭芳》就有数次。《御定月令辑要》的编订，正式确定了苏轼官方的正统地位。

　　知识分子眼中的“坡仙”

　　知识分子笔下的“坡仙”形象颇为常见，多为描绘苏轼超然洒脱的人生经历和处世态度，并与知识分子本人所处时代及经历相结合，形成了不同于官方的东坡崇拜心态。士人阶层对苏轼仙名的普遍诠释，融入了知识分子对苏轼诗文才华及处世态度的崇仰。如，贝琼“玉堂天上神仙客，妇女儿童总未知”句，直接称苏轼为“神仙客”，刻画了苏轼的神仙之态。虽然东坡诗歌“坡仙”二字并未经常出现，但诗文主题却处处表现了隐性的“坡仙”主题。

　　苏轼诗文，历代皆有整理，尤其明代苏学大兴，此举更盛。当时士人，头戴东坡巾，所坐东坡椅，所吃东坡肉。苏轼诗文备受推崇，相关整理活动大盛，诗文选本不下数十家。如李贽评选的苏诗文集更是直接命名为“坡仙集”，李贽以“坡仙”命名表现了其对苏轼的崇敬，他在文章中多次表露此情感。可见，李贽评选苏文并不仅仅源自对其文笔的肯定，更基于对苏轼的学识胆魄、胸襟气度的崇敬。

　　清代文人甚至将苏轼诗文的整理与“寿苏”活动相结合。如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十二月十九日，江宁巡抚宋荦刊补《施注苏诗》完成，正值东坡生日，宋荦于苏州小沧浪之深净轩与众多文人祭拜东坡，并专门对《施注苏诗》进行瞻仰。

　　关于苏轼的真实相貌，宋代即有记载，米芾说他“方瞳正碧貌如圭”，孔武仲称其“华严长者貌古奇”，可见苏轼形象在宋代即受到了一定程度的神化。涉及苏轼的绘画题材一直以来为后世画家所青睐。如《赤壁图》，相关摹写画家众多，有明确记载的就包括宋人乔仲常、杨士贤、马远、马和之、赵伯骑、赵伯驹、李嵩等，金人武元直，元代赵孟頫，明代吴门文徵明、仇英、文嘉、文伯仁、朱朗、钱谷等。文徵明又是其中最为突出者，从目前的文献记载可知，文徵明曾数十次书写或摹状《赤壁》二赋。《赤壁赋》的书画作品有100件之多，存世的作品也有20多件。又如《东坡笠屐图》，清代兴起的寿苏活动也促使了此类东坡画像的产生。在不同时期的寿苏活动中，东坡画像不可或缺，拜像祭祀几乎成了必要的寿苏程序。

　　清代，文人间互赠东坡像也成为风潮。杨浚的《冠悔堂诗钞》中有25首诗作涉及东坡画像，其中有14首为题画赠人诗，书中记载的画像版本有王见大缩刻坡公像、家藏内府南薰殿本摹像、苏笑三绘东坡像、王兰卿坡公图等，从众多种类的画像版本即可窥见清代画家对东坡画像的青睐。

　　人们还追思东坡之物及相关宦迹。东坡之物是文人追念苏轼的重要组成部分，史载毕沅举行了六次寿苏会，大量的东坡相关物品成了追思的对象。毕沅寿苏会构建了一个以“东坡之物”为中心的神圣空间，除了张挂东坡画像、东坡故事的相关画作，以及陈列墨、砚等文房用品、东坡著作等之外，还“命伶人吹玉箫铁笛，自制迎神送神之曲”。紧接着便是一系列祭拜苏轼的相关仪式，即“率领幕中诸名士及属吏、门生衣冠趋拜，为文忠公寿”。

　　总的来说，苏轼形象已经超过其作为历史人物的个体，对东坡之物及其相关历史建筑或遗迹的追溯也不再是单纯记录。与之相关的文物遗存及历史记忆都具备了“纪念碑”的性质，在特定的时间和地点，知识分子围绕此“纪念碑”针砭当下、感怀时事、抒发幽情，最终构建了一个以东坡为核心的“文化景观”。苏轼的“坡仙”形象也在后世各阶层的演绎下，被赋予了不同的价值和功能。

　　（作者系海南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