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摆脱贫穷和落后” ---探寻邓小平的初心

　　在邓小平著述中，中国要“摆脱贫穷和落后”是经常出现的一句话。这个贫穷是指中国人民的贫穷，这个落后是指中华民族的落后。摆脱落后，使中华民族“自立于世界的先进行列”；摆脱贫穷，使中国人民过上富裕幸福的生活，这是邓小平始终不变的初心，始终肩负的使命，始终奋斗的目标。

　　中国要“摆脱贫穷和落后”，必须通过革命实现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革命胜利后必须以发展生产力为第一要务，使中华民族在站起来的基础上富起来、强起来，使中国人民过上好日子。邓小平是在这两大方面都作出了重大贡献的历史伟人、民族英雄。

　　“那是吊起脑袋在干革命”

　　邓小平回忆他的革命经历时曾说：“那是吊起脑袋在干革命。”干革命，随时有丢性命的危险，或被捕入狱丢性命，或枪林弹雨中丢性命，或生活艰难困苦中丢性命。邓小平是怎样走上革命道路的？又是怎样走过革命道路的？他在革命中经历了哪些几乎丢性命的危险？这是我们认识邓小平初心的起点。

　　一、怎样走上革命道路的

　　1904年8月22日（农历七月十二），邓小平出生于四川省广安县协兴乡牌坊村有四十亩田和几万株桑的小地主之家。这样的家境使邓小平能上私塾，上新式初小、高小读书，后来考入广安县立中学。但是，整个国家景况日下，邓小平这样的家庭也在破产中挣扎着。

　　1919年爆发的五四运动，是中国人民在帝国主义压迫下觉醒起来抗争的一次伟大的爱国运动。15岁的邓小平在广安县立中学参加了爱国学生的游行、集会、宣传、罢课和抵制日货等活动。从这时起，邓小平萌生中国落后受帝国主义列强欺凌，要救国救民的认识。这年9月，他考入重庆留法预备学校，一年后以勤工俭学生赴法，是抱着“工业救国”“学点本事”的想法去的。邓小平说：“一到法国，听先到法国的勤工俭学生的介绍，知道那时已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两年，所需劳动力已不似大战期间（即创办勤工俭学期间）那样紧迫，找工作已不大容易，工资也不高，用勤工方法来俭学，已不可能。随着我们自己的切身体验，也证明了确是这样，做工所得，糊口都困难，哪还能读书进学堂呢。于是那些‘工业救国’、‘学点本事’等等幻想，变成了泡影。”

　　邓小平到法国勤工俭学，只在巴耶中学学习了五个月，就因欠学校费用、生活无着落而结束了“俭学”生活。此后不得不到工厂做工糊口。他先后到施奈德钢铁厂、哈金森橡胶厂、雷诺汽车厂做过工。邓小平说：“我在法国待了五年半，其中在工厂劳动了四年，干重体力劳动。我的个子小，就是因为年轻时干了重劳动。当时工资很低。但也有个好处，这样的生活使我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做工过程中，邓小平与住在一起的中国勤工俭学生中的进步分子结识，受他们影响，阅读进步书刊，逐渐接受革命思想。1923年6月，邓小平加入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4年7月，他当选该组织执委会书记局成员，自动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邓小平对在法国接受马克思主义，加入中国共产党，走上革命道路，曾这样自述：“最使我受影响的是《新青年》第八、九两卷及社会主义讨论集。我做工的环境使我益信陈独秀们所说的话是对的，因此，我每每听到人与人相争辩时，我总是站在社会主义这边的。”“一方面接受了一点关于社会主义尤其是共产主义的知识，一方面又受到了已觉悟的分子的宣传，同时加上切身已受的痛苦，有了参加革命组织的要求。”晚年邓小平说：“我的入门老师是《共产党宣言》和《共产主义ABC》。”

　　邓小平走上革命道路，第一个原因是对救国救民的认识。他是抱着救国、学点本事的目的去法国的。到了巴黎，在王宫陈列所里看到一些雕刻碑文，把中国甲午之战、庚子之战……种种失败痛史，逐一记载出来，更增强了他的救国之心。他针对“关税盐税之外人管理，铁路航路之利权丧失”等被殖民的现实，呼唤“全中国人民反抗起来啊！打倒国际帝国主义！”第二个原因是做工所受的压迫和痛苦，使他感受到人剥削人的社会是要不得的。第三个原因是学习和接受马克思主义理论，使他初步掌握了救国干革命所需要的理论。第四个原因是参加刻印和编辑《少年》《赤光》杂志等实践活动，使他增加了对革命道理的认识。他走上革命道路就表露初心、打定主意：“更坚决地把我的身子交给我们的党，交给本阶级。从此以后，我愿意绝对地受党的训练，听党的指挥，始终为无产阶级的利益而争斗。”

　　二、怎样走过革命道路的

　　从1920年10月到1926年1月，邓小平在法国生活了五年半。1926年，他在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和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近一年。1927年回国，他受党派遣先在西安冯玉祥部工作，四一二反革命政变造成变局后，他于7月到汉口中共中央机关担任秘书工作。八七会议期间，他担任记录。不久，他随中共中央机关秘密迁入上海，1927年底担任中共中央秘书长，那时，他才23岁。

　　当时的中共中央秘书长虽只负责中央机关的一些事务性工作，但“也为中央起草一些次要性质的文件（如对次要省区的指示）”。例如，1928年6月，邓小平起草的中共中央给湘西特委的信指出：“过去各地斗争的经验告诉我们，没有注意到群众工作的结果，不但军事上得不到胜利，即政治上也得不到胜利。”“目前湘西的主要工作是发动群众和发动群众组织的工作，特别是在有党的组织及群众工作较有基础的地方要注意这一工作。”从这封信的内容可以看出，邓小平已是一位老练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了。

　　1929年8月，邓小平离开中共中央秘书长的岗位，前往广西，以中央代表的身份做上层统战工作和领导广西党组织的全盘工作。25岁的他领导了广西百色起义和龙州起义，领导创建了红军第七军、第八军和右江左江革命根据地，开始做军事工作。1931年夏，邓小平到达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先后担任瑞金县委书记、会昌中心县委书记，进一步积累了根据地工作经验。第三次反“围剿”后，王明路线夺了毛泽东对红军和根据地的领导权，1933年邓小平以“毛派头头”受到错误处分。

　　1934年12月，中央政治局黎平会议后，邓小平再度担任中央秘书长。1935年1月遵义会议上，他以中央秘书长身份出席会议担任会议记录。他回忆苦难辉煌的万里长征，只讲了三个字：“跟着走”。但那是走过了万水千山的“跟着走”，是将生死置之脑后的“跟着走”。

　　抗日战争时期，邓小平有句名言：“中华民族的儿女，是要站在最前线与日寇拼命的，他们是能够以自己的血肉，换取民族的解放的。”他担任八路军三大主力之一的一二九师政委，与师长刘伯承一起共事，一起打仗，一起创造和发展根据地，共同书写了晋冀鲁豫敌后抗战艰辛而光辉的历史。1945年8月日本投降时，邓小平和刘伯承率部开创的太行、太岳、冀南、冀鲁豫四块根据地已基本上连成一片，成为拥有2400万人口、30万军队的全国最大的解放区。

　　解放战争时期，邓小平同刘伯承一起坚决执行毛泽东关于从内线作战转向外线作战的战略决策，率领晋冀鲁豫部队强渡黄河，鏖战鲁西南，千里跃进大别山，揭开了大转折性质的战略进攻的序幕。他担任总前委书记，指挥两大野战军夺得了淮海战役和渡江战役的胜利，宣告了国民党反动统治的覆灭；他率部进军大西南，参加领导和平解放西藏，完成中国大陆的解放。

　　邓小平走过革命道路的历史，就是“吊起脑袋干革命”的历史，吃苦是家常便饭，还曾多次遇险。

　　上海地下工作期间，邓小平经过好几次危险。他曾回忆道：

　　“最大的危险有两次。一次是何家兴叛变，出卖罗亦农。我去和罗亦农接头，办完事，我刚从后门出去，前门巡捕就进来，罗亦农被捕。我出门后看见前门特科一个扮成擦鞋子的用手悄悄一指，就知道出事了。就差不多一分钟的时间。后来罗亦农被枪毙了。

　　“还有一次，我同周总理、邓大姐、张锡瑗在一个房子里。那时我们特科的工作做得好，得知巡捕发现了周住在什么地方，要来搜查，他们通知了周恩来，当时在家的同志就赶紧搬了。但我当时不在，没有接到通知，不晓得。里面巡捕正在搜查，我去敲门，幸好我们特科有个内线在里面，答应了一声要来开门。我一听声音不对，赶快就走，没有出事故。以后半年的时间，我们连那个弄堂都不敢走。

　　“这是我遇到的最大的两次危险。那个时候很危险呀！半分钟都差不得！”

　　在红旗飘过左右江的日子里，邓小平也遇到过危险。他说：“在百色、龙州起义过程中，有一天我在百色地区活动，在一条偏僻的小山路上遇到几个拦路抢劫的土匪。土匪拔出尖刀顶住我的额头，头皮被刺出了血。后来，抢走了我二十块光洋，才幸免脱险，终于摆脱了歹徒的纠缠，顺利到达目的地。”

　　长征途中，邓小平也遇到过危险。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会师时，在红四方面军的傅钟看到邓小平衣着破烂，当即送给他一匹马、一件狐皮大衣、一包牛肉干。在征途劳顿中马可代步，而衣食无着时狐皮大衣和牛肉干都是救命的。所以这三件礼物一直被邓小平称为“三件宝”。其中，狐皮大衣这件宝还在危险中给邓小平挡过子弹。那是直罗镇战役期间，邓小平和罗荣桓等到前线了解战况，有一回正在一个山头上观察，突然遭到一小股敌人的袭击，邓小平身上穿的傅钟送给他的狐皮大衣被打了好几个洞，所幸没有负伤。危急关头，红军的一个连冲了上来，掩护他们撤了下去。

　　解放战争时期，刘邓大军强渡黄河、鏖战鲁西南，这是大转折的开始。强渡黄河前后，邓小平和刘伯承曾遇到两次险情。据段君毅回忆，强渡黄河前，他们乘车检查渡口准备情况，途中汽车左轮忽然陷进泥里，车子翻了。段君毅说：“我和李达参谋长赶快从车里钻出来，将刘邓首长扶起来。幸好都没有伤着。刘司令员平静地拍拍身上的泥土，找到掉了的眼镜戴上，忙问小平同志伤着没有。小平同志一面问：‘刘司令员没事吧？’一面招呼说：‘大家都来推车。’”“事后，一些将领闻讯无不惊叹：‘好险！大军未过河，两帅就翻车，万一有啥不幸，怎么得了！’我确实受到一次虚惊，想起来都后怕。”

　　强渡黄河后，立即发起鲁西南战役。此间，讹传驻菏泽敌军要扒黄河堤坝放水，阻拦解放军进攻。段君毅说：“8月5日深夜，刘司令员亲自给我打电话，要我和冀鲁豫军区司令员王秉璋凌晨赶到司令部。我们奉命按时赶到后，只见刘邓首长住室已被水淹，鞋子也漂了起来。见面后，邓政委立即向我询问黄河水情，担心黄河决口。我捧起屋子里的积水对他说：‘不会是黄河决口，如果是黄河水，定是泥汤，水会继续上涨。现在屋子里是清水，也没有上涨，说明是雨水泛滥。’邓政委虽表示‘你是黄河边人，有此经验，说得有道理。’但刘邓首长仍然心急如焚，一面指定王秉璋等乘车前往黄河堤坝探明水情，一面要李达参谋长和我研究，一旦黄河决口，10万部队的转移方案。后经查明，没有黄河决口的险情，但小平同志曾说：‘我这一生，这一时刻最紧张。听到黄河的水要来，我自己都听到自己的心脏在怦怦跳动！’”人民解放战争全国性战略进攻的序幕，就是在这样的险情中拉开的。

　　“中国不能安于落后”

　　1988年10月24日，邓小平视察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工程时，意味深长地说：“中国不能安于落后”。邓小平一生都在为摆脱中华民族的落后而奋斗。

　　中国近代以来落后的一个原因是工业化、现代化没有搞起来。西方欧美国家普遍是机械化、电气化大生产了，中国90%的人依然是依靠手工搞饭吃。邓小平出川准备去法国勤工俭学时，在长江上乘坐的是法商吉庆洋行的“吉祥”号客轮。他去法国在大海上乘坐的是法国邮船“盎特莱蓬”号。当时的中国在长江和大海上航行的还是帆船，还造不了以蒸汽机为动力的大轮船。邓小平在法国施奈德钢铁厂、哈金森橡胶厂、雷诺汽车厂做工时，所见的和人工操作的普遍以电动机为动力，而当时中国国内绝大多数人还没见过电动机。

　　工业化、现代化没有搞起来，直接的原因是科学技术和教育没有发展起来。在文化落后的大国，搞工业化、现代化必须先解决文盲问题。正因为如此，邓小平始终把发展科学技术和教育放在战略位置上。

　　新中国成立后，接收的是一个一穷二白的落后的摊子。“拿工业来说，一九四九年接收旧中国的遗产是多少呢？工业只占工农业总产值的百分之十七。”新中国成立时，钢只有几万吨，现代化工业除了轻纺工业外什么也没有，完全是白手起家。占全国人口80%以上的农民绝大多数是文盲。这样的一穷二白的状况不可能一下子改变过来。1959年2月，邓小平分析当时的中国，“总的说来，科学技术、工农业水平，我们还是落后的。照毛主席的话，还要加上个‘很’字，还是很落后的。我们国家‘一穷二白’的形势，还没有基本解决，当然有所改变，但是还没有基本改变。”第一个五年计划后，中国建设了一些工厂，但生产力水平还是远远落后于西方国家。1964年7月，邓小平视察第一汽车制造厂时说：“现在，全国汽车行业有十六万人，相当于美国福特汽车厂的一半。人家一年生产三百万辆汽车，我们只能生产几万辆，这说明我们的生产力水平落后。”邓小平对中国的落后刻骨铭心，总是承认落后，想办法摆脱落后。他说：“‘文化大革命’时有个‘风庆轮事件’，我跟‘四人帮’吵过架，才一万吨的船，吹什么牛！一九二〇年我到法国去留学时，坐的就是五万吨的外国邮轮。”粉碎“四人帮”后，邓小平多次讲“承认落后就有希望”，就能“想出好方针、政策和办法来干”。

　　为摆脱落后，邓小平始终把发展生产力放在最高位置上。怎样发展生产力？他的最突出的做法是“一靠政策，二靠科学”。这虽是他对农业如何发展提出来的，但对整个发展道路具有普遍性意义。

　　一靠政策。

　　首先，实行对内改革的政策。新中国成立后，经过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中国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但对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缺乏经验，追求“一大二公”、计划经济、平均分配，产生了活力不足、效率不高的问题。邓小平领导的改革，举起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旗帜，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其制定和实施的政策使公有制经济和其他所有制经济两个轮子一起转动起来，使市场和计划在经济运行的不同方面共同发挥作用，使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推动逐步实现共同富裕。实行这样的政策，几十年下来，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对内改革的政策是从农村搞起来的。当时，中国80%以上的人口生活在农村，农村的面貌和农民的精神状态没有变化，就不可能有整个中国的变化。20世纪60年代经济困难时，邓小平就认为“农业要恢复，要有一系列的政策”，要把农民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他提出“黄猫、黑猫，只要捉住老鼠就是好猫”，支持包产到户的做法，提出“哪种形式在哪个地方能够比较容易比较快地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就采取哪种形式；群众愿意采取哪种形式，就应该采取哪种形式，不合法的使它合法起来。”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邓小平提出要让生产队有自主权，要让农民“开动脑筋想办法”。三中全会之后，邓小平热情支持农村涌现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和农民的经营管理自主权，号召“从当地具体条件和群众意愿出发”，发展农村经济，并一再强调稳定农村政策的重要性。后来，他对来访的外宾说：“我们首先解决农村政策问题，搞联产承包责任制，搞多种经营，提倡科学种田，农民有经营管理的自主权。这些政策很见效，三年农村就发生了显著变化。”农村改革对全面改革起了示范和推动作用。

　　其次，实行对外开放的政策。邓小平认为，不开放不行，任何国家闭关自守都不可能发展起来。他说：“不要搞封闭政策”“不要关起门来”“不要脱离世界，否则就会信息不灵，睡大觉，而世界技术革命却在蓬勃发展”。

　　怎样实行对外开放？第一，实行逐级推进的开放。根据邓小平的决策和指导，中国的对外开放采取了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沿海经济开发区—内地这样四个层次的框架结构，滚动式地由南向北，由东向西，由沿海沿边沿江到内陆的逐级推进。第二，对一切国家、一切地区全方位开放。邓小平说：“我们是三个方面的开放。一个是对西方发达国家的开放，我们吸收外资、引进技术等等主要从那里来。一个是对苏联和东欧国家的开放，这也是一个方面。”“还有一个是对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的开放，这些国家都有自己的特点和长处，这里有很多文章可以做。”第三，多形式的开放。邓小平不仅重视扩大对外贸易、利用国外资金、引进先进技术，而且重视利用外国智力、吸取国际经验和掌握发展信息。

　　为保证改革开放的顺利进行，推动生产力的发展，邓小平强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强调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他既反对固步自封、闭关自守的倾向对改革开放的阻碍，也反对全盘西化、丢失自我的倾向对改革开放的干扰。

　　二靠科学。

　　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中，邓小平强调发展生产力，强调生产力最终起决定作用；他倡导改革开放及实施一系列重大政策都是为发展生产力这一中心任务服务的。在生产力内在诸因素中，邓小平强调科学技术是越来越重要的生产力，是第一生产力，从而把科学技术的发展看成是摆脱贫困、富民兴邦、推动社会进步的关键。

　　1977年邓小平重新出来工作，自告奋勇管科学和教育方面的工作。他说：“我知道科学、教育是难搞的，但是我自告奋勇来抓。不抓科学、教育，四个现代化就没有希望，就成为一句空话。”他提出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教育搞上去，培养出各种人才，才能提高科学技术水平。他指出：“我们国家，国力的强弱，经济发展后劲的大小，越来越取决于劳动者的素质，取决于知识分子的数量和质量。”他认为科学技术对提高劳动生产率、社会生产力的决定性作用，在于生产资料是同一定的科学技术相结合的生产资料，劳动者是掌握了一定的科学技术知识的劳动者。

　　邓小平高度重视科学技术，植根于他对经济建设实践活动的观察、思考和总结。1983年初，邓小平视察江苏，看到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江苏省从1977年到1982年6年时间工农业总产值翻了一番。特别是苏州市1982年工农业总产值人均接近800美元。江苏的路子是怎样走的？邓小平了解到“是依靠了上海的技术力量”“吸收了不少上海的退休老工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获得巨大发展，第一是政策的作用，第二是科学技术的作用。邓小平总结道：“农民把科技人员看成是帮助自己摆脱贫困的亲兄弟，称他们是‘财神爷’”“他们从亲身的实践中，

　　懂得了科学技术能够使生产发展起来，使生活富裕起来。”1992年初，邓小平在南方视察中深有感触地说：“我说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近一二十年，世界科学技术发展得多快啊！高科技领域的一个突破，带动一批产业的发展。我们自己这几年，离开科学技术能增长得这么快吗？要提倡科学，靠科学才有希望。”这既是从科学技术的角度总结了1978年以来我国经济发展的原因，也是对未来的经济发展、现代化战略目标的实现更多地寄希望于科学技术的突破及推动作用。

　　邓小平尤其重视高科技领域的突破。他指出：“中国必须发展自己的高科技，在世界高科技领域占有一席之地。”他认为高科技“反映一个民族的能力，也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标志”。回顾历史，他说：“如果60年代以来中国没有原子弹、氢弹，没有发射卫星，中国就不能叫有重要影响的大国，就没有现在这样的国际地位。”瞻望未来，他说：“下一个世纪是高科技发展的世纪”，现在必须抓紧努力，“要不然我们很难赶上世界的发展。”“现在世界的发展，特别是高科技领域的发展一日千里，中国不能安于落后，必须一开始就参与这个领域的发展。”

　　“必须摆脱贫穷”

　　在邓小平著述中，摆脱落后与摆脱贫穷是放在一起讲的。他的初心使命就是“使我国消灭贫穷，走向富强，消灭落后，走向现代化。”落后主要指生产力水平低下，贫穷主要指人民生活水平低下。发展生产力摆脱落后，是为了让人民摆脱贫穷过上富裕幸福的生活。他指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我们坚持社会主义，要建设对资本主义具有优越性的社会主义，首先必须摆脱贫穷。”

　　一、“我们太穷了”“老实说对不起人民”

　　落后就必然贫穷。邓小平对中国人民的贫穷刻骨铭心，总是以负疚之心看待人民的贫穷，想办法使人民摆脱贫穷，使人民的生活好起来。

　　革命胜利了，人民当家作主了，人民的生活应该逐渐好起来。邓小平主政大西南时说：“如果过去吃不到盐，现在还是吃不到盐；过去穿不上衣服，现在还是穿不上衣服；过去吃不饱，现在还是吃不饱，这个国家究竟可爱不可爱呢？还是值得怀疑的。”“更根本的问题，是要使各兄弟民族人民的经济生活一天天好起来。”“譬如解放前每年只能吃一斤盐，解放后能吃到两斤，甚至三四斤，大家就会觉得生活一年比一年好了。在这样一个国家里，大家就会觉得前途光明，希望无限。”他提出各级人民政府要注意尽量设法帮助各兄弟民族逐渐改善人民生活，“没有盐吃就想法有盐吃；没有粮食就想法解决粮食问题；生产少就设法使生产增多；疾病多就设法防治”“多做一些有利于人民的工作”。

　　“文化大革命”期间，邓小平疏散到江西，亲眼目睹了老百姓生活贫穷的状况。1972年11月中旬，他到三湾村看到老俵们初冬时节大都仅仅穿着一条单裤且都是自织的土布，住房比较差，吃的、生活还是很苦，人均收入每年就是三十几块到四十几块钱。对此，邓小平就讲了一句话：“今后的日子会好起来的。”这是他下定决心要改变老百姓贫穷状态时说的一句话。1975年，邓小平主持党中央的工作，把国民经济搞上去、让人民生活好起来成为他心中的大局。

　　1977年11月，邓小平到广东考察。针对不少人偷渡到香港的问题，他敏锐地指出，生产生活搞好了，可以解决逃港问题。逃港，主要是生活不好，差距太大。1978年9月，他在东北地区考察，看了当地的生产生活，指出：“马克思主义认为，归根到底要发展生产力。我们太穷了，太落后了，老实说对不起人民。我们现在必须发展生产力，改善人民生活条件。”1978年10月、11月，邓小平先后访问了日本和东南亚的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亲眼看到当时中国的生产力水平，不仅与日本比有很大的差距，就是跟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比也有一定的差距。他到处讲当时中国穷的问题，表达了消灭贫穷的决心。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邓小平主导的政策就是一门心思搞经济建设，发展生产力，解决人民贫穷的问题。他愤怒地批判“宁要贫穷的社会主义，也不要富裕的资本主义”的论调，认为“那是荒谬的”。他坚定地指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我们要坚持社会主义，要建设对资本主义具有优越性的社会主义，首先必须摆脱贫穷。”他对工人的月平均工资只有四五十元，农村的大多数地区仍处于贫困状态，忧心如焚，果断地将全党工作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轨道上来，到处要求一心一意搞建设。他强调：“社会主义必须大力发展生产力，逐步消灭贫穷，不断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消灭贫穷，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这源自邓小平人民是历史主人的历史观。他坚信历史是人民创造的，共产党是在人民需要中产生、发展的，“共产党如果能给人民做好事情就有存在的必要，否则，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他强调“联系群众是我党的生命”，就像英雄离不开大地一样，中国共产党“只要还是与自己的母亲即民众保持着联系，那他们就能始终稳有把握地保持住他们那种不可战胜的地位。”

　　消灭贫穷，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这也源自邓小平共产党做事以人民拥护、赞成为准则的价值观。20世纪50年代，邓小平从西南调到北京。怎样在中央做好制定方针政策的工作？他认为党的方针政策要让人民群众拥护、赞成才能行得通，才是好的方针政策。“群众不拥护，要想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群众不赞成，我们什么事情也搞不成功。”60年代初的经济困难中，他支持包产到户的做法，提出“群众愿意采取哪种形式，就应该采取哪种形式”。因为这样可以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促进生产发展，改善人民生活。新时期，他支持在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强调“从当地具体条件和群众意愿出发，这一点很重要”。1979年1月，他会见美国新闻工作者时说：政策的持续性，不是由个人因素决定的，关键在于这些政策是否正确，人民是否赞成，对人民是否有好处。如果这些政策是正确的，对人民有好处，又得到人民的支持，政策的持续性就有了保证。3月，他会见瑞士客人时又说：政策是否有连续性，关键是看它对不对。如果这个政策对，符合国家利益，有利于发展生产力，有利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人民就欢迎，谁也变不了；如果这个政策本身不好，不能给人民带来利益，就没有连续的必要。后来，邓小平正是在这个基础上提出了“三个有利于”的价值观，即政策好不好，“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消灭贫穷，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这还源自邓小平特别重视的群众路线。在讲党的作风时，邓小平认为“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这两条是最根本的东西”。什么是群众路线？1954年12月，邓小平在全国农村基层组织工作会议上说：“群众路线就是任何工作、任何活动都要在群众自觉自愿的基础上进行。”党的八大会议上，邓小平解释群众路线，一方面是为了人民、依靠人民；另一方面采取“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方法”。消灭贫穷，提高人民生活是为了人民，还要依靠人民自己的努力去实现，其办法和智慧也要从人民群众中集中起来，再到人民群众中坚持下去。1992年1月，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说：“农村搞家庭联产承包，这个发明权是农民的。农村改革中的好多东西，都是基层创造出来的，我们把它拿来加工提高作为全国的指导。”7月，他审阅党的十四大报告稿时又说：“改革开放中许许多多的东西，都是群众在实践中提出来的”“乡镇企业是谁发明的，谁都没有提出过，我也没有提出过，突然一下子冒出来了，发展得很快，见效也快。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也是由农民首先提出来的。这是群众的智慧，集体的智慧。我的功劳是把这些新事物概括出来，加以提倡”。

　　二、“把贫困的中国变成小康的中国”

　　消灭贫穷，提高人民生活水平。邓小平的突出贡献是在发展路径上提出“把贫困的中国变成小康的中国”，提出了“在中国建立一个小康社会”的具体的发展目标，使小康成为温饱—小康—现代化三步变化、三步发展的桥梁环节。

　　“小康”是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著作和谈话中使用频率最多的用语之一。从人民普遍丰衣足食、安居乐业的社会状况看，他称之为“小康社会”；从家庭这个社会细胞的富裕状况看，他称之为“小康之家”；从家庭和社会的富裕程度看，他称之为“小康水平”。这三个概念，他用得比较多。他还用过“小康生活”“小康目标”“小康状态”等概念。邓小平第一次讲“小康”时讲的是“小康之家”，是1979年12月6日会见日本首相大平正芳时提出来的。邓小平第一次讲“小康社会”，是1980年10月15日在一次会议上讲“到本世纪末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800至1000美元，进入小康社会”。

　　三步变化是1985年9月23日邓小平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提出来的。他说：“现在人们说中国发生了明显的变化。我对一些外宾说，这只是小变化。翻两番，达到小康水平，可以说是中变化。到下世纪中叶，能够接近世界发达国家的水平，那才是大变化。”三步发展是1987年4月30日邓小平会见外宾谈话时提出来的。他说：“我们原定的目标是，第一步在80年代翻一番。以1980年为基数，当时国民生产总值人均只有250美元，翻一番达到500美元。第二步是到本世纪末，再翻一番，人均达到1000美元。实现这个目标意味着我们进入小康社会，把贫困的中国变成小康的中国。那时国民生产总值超过一万亿美元，虽然人均数还很低，但是国家的力量有很大增加。我们制定的目标更重要还是第三步，在下世纪用30年到50年再翻两番，大体上达到人均4000美元。做到这一步，中国就达到中等发达的水平。这是我们的雄心壮志。”后来，他又说：“第一步是达到温饱水平”“第二步是在本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第三步是下个世纪再花五十年时间，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三步变化、三步发展，从相互衔接的目标看，又被邓小平称为三个目标：“我们的第一个目标是解决温饱问题，这个目标已经达到了。第二个目标是本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第三个目标是在下个世纪的五十年内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摆脱贫穷，实现小康，在邓小平心中具有极重的分量。1982年11月16日，邓小平和王震会见日本社会党朋友时说：“我们现在就是做一件事情，使占人类四分之一的人口摆脱饥饿和贫困，达到小康状态。”他认为三步发展“关键是本世纪内的最后十年”“三步走的关键在第二步，第二步为第三步打基础。”

　　由邓小平设计，在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努力下，小康社会的目标在20世纪末如期实现，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在这个基础上，2000年10月《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的建议》，首次提出我国将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发展阶段。党的十六大提出本世纪头20年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从十六大到十九大，“小康社会”都出现在大会报告的标题上。十六大报告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十七大报告是《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十八大报告是《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十九大报告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正是在这20年锲而不舍的奋斗中，党领导全国人民夺得了由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伟大胜利。